田野上的夜寂静而寥落
有月光，无月光，有星光，无星光，都不会妨碍我在寂寥之夜的遐想。
人到了背后的路比前面的路长的时候，遐想多半是回忆。在碧山，尤其到了夜晚，我影与我心的距离特别近，我心与我影的感应特别真切。
在寂寥的夜空下，呼吸寂寥的空气，在如墨的苍穹下，眺望如墨的田野，很有梦幻感。树影、村舍和人影比如墨的苍穹、如墨的田野、更如墨。路只是眼前灰白的一抹，看不清前方，更看不到尽头。
独自走在乡间的道路上，就像独自坐在家中的斗室里写作，明媚的日光，皎洁的月光，璀璨的星光，都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无关，能照亮自己的只有一盏心灯。自己选择的路，哪怕再黑都要前行，这是一个矢志不移的信念。
人在文学青年时代不懂这个道理，尤其在意这样那样的光环，尤其在意这样那样的带着光环的别人和事物，喜欢同人谈论文学、谈论写作，以为这样就与众不同；有高雅情趣的人和有高雅情趣的人在一起，人以群分；不仅如此，还希望寻找到共识，把“共同语言”看得很重，很重要。
后来有了些阅历才知道，情趣是一种表象，“高雅情趣”是人多种情趣中的一种情趣，是表象的，也像衣服一样，随时可脱可穿。共识也是虚空的、虚弱的、不可持久的东西。支持“共识”的几个因素，有一个因素发生变化，共识就不存在。“共同语言”不如“共同利益”来得可靠；“共同利益”一旦分配不公，就无共同可言。
高雅也罢，低俗也罢，只要是人，都要吃饭的，怎样能吃到饭？怎样能搞到饭吃，吃到可口的饭？怎样能把日子过下去？怎样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？文学的肉身和非文学的肉身，都是肉身；文学的心灵和非文学的心灵，都是心灵。面对眼下的时代变化：我这样的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在中国，靠写本真的、代表自己意志和想法的文学作品是否吃得到饭？靠稿费是否还能吃起饭、吃得上可口的饭？问如墨的天空，问如墨的田野，这个人怎么走到这个坐标点上来的？天空和田野里的风声回答：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都无所谓，世道总是在变化的，如同天上的风云。
二十世纪末的一个深夜，我上互联网，推开视窗，看到大海的那边，搜索到南美作家马尔克斯论写作态度的一段话：作家的生活津贴，只有来自稿费的才是正当的。作家的写作必须是疏离政府的。当时看了这段话非常振奋。最近搜索了一下，这段话没有了，被过滤掉了，当然，今天的搜索，已非往年之搜索也。
从二十世纪末的那夜到今夜已过去了十九个春秋，我记录了十九个严冬与酷暑。人独自在暗夜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积淀下来的是虚无和幻灭，是粗粝的、不光滑的日常生活和一颗创伤累累的心，对自己说：你就把这样的生活诉诸于一切可以诉诸的载体，哪怕写在河滩的卵石上。
一位碧山老人得知我是作家，交谈后又得知我曾是知青，他说：我从来不看“知青文学”。我说：我没有写过“知青文学”。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。我肯定地说，我没有写过“知青文学”。他说：“我是回乡知青，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，本来是有机会上大学的。“
“他们从城里来，十八九岁，我也是这个年龄，我要去关心他们，同样上工，他们做的劳动没有我们苦，他们吃的苦没有我们多。后来他们都可以回城，我们很多人就永远呆在农村，做农民，乡下人！城里知青写了很多的苦难，我们农村知青的遭受的苦难比他们大得多，我十四岁上山砍柴，那时家里没有钟，好像天亮了，拿着柴刀和扁担往山上走，路越走越黑，才是三更天，爬到山路旁的大石头上继续睡觉。一天只吃半碗饭，有一次饭被人偷吃了，碗也被砸碎了，擦擦泪水，饿着肚子把柴挑到山下，挑回家。”老人的十四岁，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三年。
幸运之外有更幸运的人，苦难之外有更苦难的遭遇，我没写过“知青文学”。
碧山纪事 王心丽 著